艾思奇本名李生萱，1910年出生于李家老居，幼年随父至昆，受到严格的家学教育，后又随父至香港，进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当时的香港，虽为英人所辖，但国内大革命的风暴亦影响香港，教会学校的深宅大院关不住他年轻的心，他常听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宣传，亦涉猎共产主义的书刊，唐继尧下台后，他又随父返回昆明，就读于省立第一中学，此时的他，虽沉默寡言，但目光远大，抱负在胸，在地下党员李国柱的影响下，参加了省立一中的进步组织“青年努力读书会”，如饥似渴的阅读《 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刊，他手不释卷，常独自一人沉思默想，常有文章在学校进步刊物《滇潮》上发表。 1926年间，他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高中部，因参加学潮被捕，后被亲友保释，出狱后他决心赴日深造，在日期间，祖国发生了山东“济南惨案”，他无法再静心攻读，毅然参加了廖承志等领导的《留日各界反日大同盟归国宣传分会》，并与云南籍同学在回国到上海进行活动，但不久组织被敌人破坏，部分人员被捕，艾思奇幸免于难，遂返回昆明，此时的昆明时值卢汉出任云南财政厅长，卢汉虽为军阀人物，但亦有建设地方事业、联络地方人士的愿望，出资办了一份《民众是报》，委托徐嘉瑞、刘尧民等负责办报，徐等均为围绕地下党活动的公开人物，报纸办的有声有色，使人耳目一新，昆明读者喜读《民众日报》，厌恶《民国日报》（系官方报纸），于是销路大增，名声大振。
随着国内白色恐怖的漫延，云南地方政权亦随之右倾，1930年，他为避特务威胁，遁入昆明福照街腾冲会馆，后在亲友帮助下，二次东渡日本，考入福岗工业学校，除学正课外，他读了大量马列主义日译本，并从大量外文书籍中吸取营养，这些都为他日后在哲学上的成就打下了基石。
“九一八”事件激起中国军民的抗日救国热潮，他不愿留在日本委曲求全的生活，二次返国，回到上海，参加“左翼社联”活动，并在申报馆负责编辑政治经济方面的论文。这段时期，由于他发表文章均用“艾思奇”的笔名，因此，他以笔名闻名于世，关于“艾思奇”的来历，说法很多，据他的胞弟李生葂在《云南文史资料第36辑艾思奇传略》中，有下列一段文字做了说明：“笔名的寓意，有人说是‘爱（艾）马克思（思）伊里奇（奇）’。有的说‘生萱’两字的英文头一个字母是S·H，谐音‘艾思艾奇’，去掉了中间的‘艾’字就成了‘艾思奇’了。1982年，黄洛峰同志来昆明，我去看他，谈到这个笔名，他告诉我流传的说法都不对，确实情况是：他到上海后，有一次去看了一部名为《爱斯基摩人》的外国影片后，他突然想到借此片名的谐音取下这个笔名，意思是‘爱思考的奇异事物’，即成了艾思奇。”
全国解放后，他长期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及其他多项思想文化组织、单位的领导职务，并著作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这是艾思奇后期著作的丰硕成果，成为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并伴随他在理论教育岗位上培育了一批批马列主义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艾思奇幼年离家，一生奔波在外，却不忘家乡，1938年和顺建盖图书馆，乡人托鸿雁传书于他，几经周折，几经辗转，过了许多时日，他的大哥李生庄收到了他从延安寄回的信函，内说“我离家太小，中间虽一度回乡，但也只有十岁前后，只依稀记得村中有一塘碧澄清澈的活水……”又言“在时代的洪流里，我尽我的会力做点比较更为大样的事，拿别方面的成绩来赎我不得尽责于家乡的过失”。怀着对家乡的深情，他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战线上奋斗了一生，1966年，他怀着更深的思恋，永远离开了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