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一月在腾冲曲石乡江南村张家寨麻栗山出土了两件青铜器，一件为铜案，一件为铜盒，铜案由案面、支架组成，案面银锭形，两端宽，中间窄且微凹，四角微上翘，呈弧形，案面下前后两侧连接对称山字形支架，支架间有两横档固定，案高11.4厘米，案面长38.6厘米，案面饰12组对称涡纹和云雷纹，四角饰羽纹，边缘饰锯齿纹，支架饰菱形纹及云雷纹。
腾冲出土的青铜案形制品较为特殊，尚属首次发现，且时代比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为早，经专家鉴定，属滇池文化区域青铜文化类型，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由于出土于墓葬，引起考古界的关注。
两件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地望上属南诏时期越赕地，在高黎贡山之西。元代曾于越赕设越甸县，明代将越甸改称瓦甸，并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置瓦甸长官司，可见在此地历史一直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且为百越民族居住区域，这个区域内，尚有摆夷河、摆夷寨等地名，“摆夷”，即今傣族，他们的祖先是古代的百越，明宣德年间瓦甸长官司的土官名叫刀怕赖，无疑是傣族。
1978年8月，在腾冲猴桥镇猴桥村大横山出土一面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石寨山型的铜鼓，这面鼓的特征是：鼓面小于鼓身，胴、腰、足三段分明，胴部突出，腰部收缩，圈足外侈，呈喇叭形，胴部图案为“羽人”、“小船”，腰部为驼峰牛纹，石寨山型铜鼓在腾冲出土，更证明了腾冲古代有百越民族的分布。曲石出土的铜案、铜盒，其纹饰与古永出土石山型铜鼓有许多相似之处，应属一文化类型。
曲石出土的青铜案、铜盒，猴桥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为寻找滇越人的考古文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对揭开滇越的历史帷幕，有着十分重要的考古价值，司马迁《史记》中的“乘象国滇越“，其中心可能就在腾冲。
通过考古资料的证实，腾冲历史非常悠久，且地处古代“蜀身毒国道“的要冲，即现代学者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腾冲是“蜀身毒国道”上的“乘象国滇越”为古代百越民族居住区域之一，距今2200年前，已有四川的商人到滇越进行贸易了，滇越地区产象，滇越人善驯象，以象做乘骑，以象做交通运输的主要工具，故有乘象国之称。